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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是根，是枝与干，也是关联古典与现代性的新方法。卢文丽以江南意象与词语之火，侍奉自己的诗神。
卢文丽的诗集《劳作与花开》，按“立春”“谷雨”“芒种”“白露”“大雪”五辑铺展，一些与时间和回忆有关的诗呈现在读者面前。《隐者》《爱》《月塘》《江南雪》《西泠湖山图》《兰亭集序》这些诗有着冷溪一般的流质，同时又有强烈的地方色彩，一阵清冽冷峻的“江南”气息扑面而来。
说起诗词江南，很难绕开明朝人张岱的小品文《陶庵梦忆》。《陶庵梦忆》有“说梦”性质，“梦忆”者，以旧事故景来砌造新意，“遥思往事，忆即书之”，赋人以深情，同时又赋物以真气，令作品显现出独特的气质。卢文丽的《花朵苏醒》如同这类诗的代表：“花朵苏醒/应验了它所承受的严冬/阳光和煦/像是从未如此温暖/消融了那些/只活在梦里的/以及那些/竭力想在世上留存的/抱柱的人淹没于众声喧哗/呵，光的力量/也使你反思/这些年如何被自己的影子一路追杀。”
中国古典诗词讲究“意境”，延续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传统。汉学家宇文所安指出，“追忆”是宋词的核心主题，“忆秦娥”“忆江南”以“忆”命名，“鹧鸪天”“虞美人”亦藏深情。宋词的回忆是复现模式，借修辞化往事为艺术，词人铺展心灵地图，让时间成为文学的审美场域。卢文丽的《登池上楼》继承了宋词中这种追忆的时间模式：“去年的风又来唤你了/似无法闪躲的命运”，以“去年”为引，化用谢灵运“池塘生春草”、冯延巳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古典意象，将孤寂与怅惘藏于江南景致中。《别令江南冷》是怀念汪国真的诗，诗的第一节这样写道：“四月何其残忍，雨丝的颤音像失眠的人，化作清瘦长短句。”两首诗中，卢文丽从古典江南的集体记忆中汲取灵感，山水草木从不同层面构成了古典江南的复喻，在现代快节奏生活状态下，古典与山水承载了独特的疗愈意义。江南作为“地理”，解救了现代人的心灵。
雨，是江南诗的灵魂。朦胧的春雨是打开江南的一种方法，譬如戴望舒《雨巷》，酥雨曲径通幽，指向潮湿记忆。“寒雨”和“苦雨”则是另一个侧面。《劳作与花开》中有一组诗，将古体诗和新诗并制，其中一首《寒食帖》取名于北宋大家苏轼的书法作品，全诗以“雨”字缀连：从赏帖时的雨天情境，到摹写苏轼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的潦倒，再到“望湖楼的雨，客舟中的雨”，“雨”成为投入古典湖池的石子，在现代语言中散开新的涟漪。诗人逐步将书写对象从苏轼转向自身，借雨抒怀，从古典的语境指向了自身经验，注入了具身感受。“初闻不识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”《寒食帖》借雨写己，虽有古典留痕，但有很深的代入感。
“山水”是打开江南的另一种方法，这种方法使江南诞生了清幽、孤寒、邈远的气质。集子里的《归来》一首，“来去皆有所得/俯仰皆是自在/岁月迢遥，归来总未迟/山水清明，混沌的只是人心”，以极简文字点出山水与人心的对照；《松针与溪水》中“松针与溪水，互为皈依之夜/寺院烛火纷纷坠落/波上寒烟翠黛浓”，将松针、溪水、烛火、寒烟等意象交织，勾勒出澄澈空灵的江南山水，为诗歌注入清朗之气。《山居秋暝》《归园田居》《登池上楼》《江郎山》等诗作，亦以细腻笔触铸出江南山水的通透之美，为诗歌注入了澄澈的气质。
青年时期的卢文丽以诗出道，与诗人昌耀保持通信往来，2024年《新文学史料》曾刊发《一束凄美的红玫瑰——〈昌耀、卢文丽往来书信选〉》。昌耀的诗有康健的自然主义理念，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，这些诗歌特质也影响了卢文丽的创作。《荒野与玫瑰》是卢文丽致敬昌耀的组诗，共十五首，以“玫瑰”呼应昌耀《一十一支红玫瑰》，既有西部诗的辽阔胸怀，又有江南诗的细腻景致。《天上的亮星》将昌耀比作诗歌引路者，在困厄命运中为她指点迷津。《写信的人走了》一首：“写信的人走了，越走越远了。写信的人走了，风越刮越大了。写信的人走了，剩下一贫如洗的夜。写信的人走了，一个诗歌的时代就此终结。”摆脱了江南士子惯有的琐细悲戚，尽显西部诗的豪迈气度。
《从此爱这世间的一切》这首诗中有一句话：“诗歌的底色，散文的气韵，小说的封面。”古典也好，江南也好，都不足以概括卢文丽诗歌的全部特征。她的诗歌创作是立体的、多元的、综合的。《神话》是散文的，散文的特征是形散神不散，《神话》里有孙悟空，有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，有江南的小孔桥，有春雨和油纸伞，有鱼变身，虽然元素乱炖，但读来却毫无违和感。《在越剧小镇》是小说式的诗歌：“戏唱得久了，有人就出不来了。观者不语，唯有欣赏复杂可怜的人性。/唱戏的肚里明白，只要会演就好，无关斯文与吃相。/世界由多个物种构成，生旦净末丑，重要的是找到同类。/将虚浮的泡沫熄灭吧，玄风岭下，有人执虚无的辔，穿越林海雪原。”这首诗将台上台下、场内场外的视角准确切换，全诗有理想主义的傲骨又有世俗通达之态。《爱》是诗歌和哲理的，将审美与受难并置，以鲷鱼刺身为意象，写得冷艳残酷，凝视似在深情处却又无情。全书中还有不少格言警句，譬如“落雪天应该把话说白”“梅花开了，一种简体向繁体的过渡”，这些都是美文和哲思的统一。
评论家尤佑在《精致抒情与湖山静修》中提出，“新湖畔”诗人的核心在于“还诗以纯粹”，把人作诗的意义，等同于诗歌意义的本身。江南自古文人辈出，卢文丽的《劳作与花开》既延续了婉约派的清丽风格，又以“劳作”喻指对诗歌的虔诚坚守，以“花开”喻指创作的丰硕成果。在她笔下，古典江南不仅是诗歌塑造的心灵地理，也是强化文化认同的根基。江南是根，是枝与干，也是关联古典与现代性的新方法。卢文丽以“劳作与花开”为题，意在用古典的江南气韵和词语之火辛勤“劳作”，侍奉自己的诗神。她的诗歌，是一场深植江南文化后的别样“花开”。
（作者李啸洋，系青年诗人、评论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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